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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前的今天美国干了一件事惹怒整个中国

来源：瞭望智库

　　今天，2018年5月8日，距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遇美军轰炸已过去整整19年，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在惨剧发生后有理有据，有勇有谋的与美方展开外交斗争。这一切都在他的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中一一呈现。库叔今天摘编了其中的一部分，以飨读者。

　　文 | 李肇星

　　本文由库叔摘编自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的《说不尽的外交》。

　1999年5月8日下午，中国大学生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暴行。（刘占坤摄）

　　处理“炸馆事件”

　　在我担任驻美大使的三年里，最难的日子莫过于 1999 年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这一重大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科索沃战争。原来，南斯拉夫联盟内部不和，科索沃要独立，南联盟不同意，双方发生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科索沃地区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对南联盟发动空中打击。5 月 7 日凌晨，从美国本土起飞的 B–2 轰炸机使用了 5 枚精确制导的重型炸弹，从不同角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他的爱人朱颖当场牺牲，使馆 20 多位同志受伤，馆舍遭到严重损坏。

　　我是那天下午（美国东部时间）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这个消息的。直觉告诉我，中美关系将会因这一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陷入危机。我马上召开使馆党委会，分析形势，研拟对策，就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包括成立应急小组、收集各方面信息。我本已订好机票回国述职，又马上向国内请示留在华盛顿。

　　祖国和人民愤怒了。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最强烈抗议北约野蛮侵犯中国主权、粗暴践踏中国尊严的罪恶行径，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以及新闻单位纷纷发表声明或举行座谈，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血腥暴行。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义愤填膺的高校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严厉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严正立场。他们高呼“强烈谴责美国霸权主义行径”、“中国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侮”，发出了“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呼声。这些自觉、正义的行动，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民族凝聚力，体现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强意志。其间也有少数愤怒的学生游行时向美国驻华使领馆抛掷了矿泉水瓶等物品，砸坏了一些窗户的玻璃。

　　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要作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看到北约的暴行以及事件发生后美方的狡辩，我心中燃起万丈怒火；一想到祖国和人民，又增添了无穷力量。

　　人们常说，外交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外交官身处斗争一线，肩负着维护祖国尊严和利益的重大责任。作为驻美大使，当时我真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在处理“炸馆事件”过程中，驻美使馆处在风口浪尖；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严峻考验。多年的外交经历告诉我，对坏人坏事既要疾恶如仇，又要从容冷静。我心里明白，光有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巨大挑战面前，需要严格执行国内指示，依靠使馆同志，还要有应对复杂局面的智慧与能力。

　　“逼”出来的道歉

　　“炸馆事件”后，第一个和我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官员是副国务卿皮克林，时间是 5 月 8日晚。他向我递交了北约关于“炸馆事件”的声明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稿。我说，美方对事件所作的种种辩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是中方根本不能接受的。美方轻描淡写地把事件说成“意外事故”，而且没说过一句公开道歉的话，怎能不令中国人民感到气愤？美国一向以所谓人权卫士自居，却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请问美国人权何在？良知何在？

　　皮克林离开使馆没多久，美方就提出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紧急要求深夜来使馆见中国大使，并说国务卿已在赶往使馆的路上。这很罕见，因为平时都是大使去国务院见国务卿。不一会儿，奥尔布赖特就带着皮克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和几个保镖来到使馆。

　　我没有马上出来，而是先让何亚非公使衔参赞与其周旋——我要等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赶到后再见她。

　　我出来时已是晚上 11 点半了，奥尔布赖特好像有预感，一见到我就郑重其事地提出，她今晚奉总统之命来使馆，只见大使一人，不见记者。我心里本来就有气，听了她的话更不想给这位在联合国共过事的老朋友好脸色。我神情严肃，口气强硬，当即回应道：你见不见记者不是我的事，但你知道，在“炸馆事件”中遇难的三名中国公民当中，邵云环是中国最大通讯社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许杏虎是《光明日报》的年轻记者，他们的同行们能不关心这次事件吗？

　　奥尔布赖特说，这次事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意外，克林顿总统、她本人和美国政府对发生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遗憾。总统对记者的谈话和她致唐家璇外长的信都表达了这种心情。总统还提出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直接向江主席解释。事件发生后，她一直想和唐外长通话，但未获中方答复。奥尔布赖特还表示，美方关切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的安全。

　　我听了她的话，对她没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气愤。我说，美国自诩人权卫士，却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人权，将屠杀中国人的罪行轻描淡写说成是所谓意外，不但不立即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公开道歉，反而阻挠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这一暴行。我严肃地要求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

　　奥尔布赖特要求休会 5 分钟，好让她和助手们商量商量。她商量完之后对我说，为表示美方的重视和歉意，请我再次报告北京，克林顿总统和她愿分别同江主席和唐外长通话，向中方表示道歉。

　　这时，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都赶来了，围在会客室外面。奥尔布赖特得知这一情况后就问我，使馆有没有后门。她的意思是想走后门，避开会客室外面的中国记者。我心想：哼，这回你还想溜掉，没门儿！我故意很认真地告诉奥尔布赖特：“在中国使馆，你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我们没有后门。”

　　会见一结束，我顾不上送奥尔布赖特出门，立刻跑回办公室向国内汇报。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称，她同我告别后，一群中国记者挡住了她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她见状退回会客室，后来通过手下告诉中国记者，她将发表一个简短声明，但不回答提问，记者可以摄像和拍照。

　　奥尔布赖特在声明中说：“我今天来这里，是要重申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对中国人员在贝尔格莱德的死难所表达的深深歉意。我们并没有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意图。今天早些时候，我已经向唐外长发出一封道歉信，信中说我理解这一事件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的强烈情绪。我也与李大使讨论了我国外交官在中国使领馆的安全问题。”

　　这是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在“炸馆事件”后第一次公开表示道歉，是我们迫使美方在公开道歉问题上走出的第一步。

　　最后，奥尔布赖特在保镖的护卫下离开使馆，她始终没开口。

　　“炸馆事件”初期，美国政府不仅错过了道歉的最好时机，更是在国际社会纷纷谴责美国这一行径后，轻描淡写地将事件称为“误炸”，并用“惋惜”和“遗憾”等说辞来搪塞。中国人民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的，不是美方的真诚歉意，而是趾高气扬的傲气。美国人自己都说，克林顿政府在事件发生后起初所作的道歉不认真、不真诚，更错误地把“炸馆事件”与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政策联系在一起，没法让人理解。

　　也许美国政府感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压力，态度慢慢发生变化。5 月 9 日，克林顿就“炸馆事件”给江主席写信，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克林顿还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通电话。

　　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 月 13 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这三位遇难同胞不只是他们父母的儿女，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所以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我还一字一句地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签名后，克林顿对我说，他心情格外沉重，愿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和美国人民都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这绝不是美国和北约蓄意所为。他保证，美国将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我当时看到报道心里还有点儿不高兴，那家报纸的记者凭什么这么看低中国人，把中国大使比成一名小学老师，我即使当不了美国大学教授，起码也够得上中学老师。可美国朋友后来安慰我说：说你像小学老师是很高的评价；在美国，只有小学生才最听老师的话，最尊敬老师。有一家小报则批评克林顿对中国太软，软得连中国人都认为他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评论调侃道，克林顿给中方写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党申请书。

　　多年后，有人问及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和我的同事从来没有对媒体说过这件事，之后也没有美国人就走漏消息一事找过我，真不知道是谁泄的密。大家都知道，美国泄密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后来听说，一些不喜欢克林顿的美国政客也攻击他，说他对中国太软。

　　“吵”出来的尊重

　　除了与美国政府严正交涉，我和使馆还积极主动争取美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

　　当时受《考克斯报告》（诬蔑中国通过发射美国卫星窃取美国技术）的影响，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的气焰比较嚣张，中美关系的气氛不太好。“炸馆事件”发生后，一向标榜公正、客观、“自由的”美国舆论有一些同情中国人民的声音，但总体上很“讲政治”，与美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并未如实报道中国驻南使馆无端遭到袭击的惨剧，却更多关注和报道美国驻华使领馆受到中国民众“包围”、“袭击”等情况。

　　我信奉“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觉得在这个时候需要把事实和道理讲给美国老百姓听，让他们去评判。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即使在美国，主持正义的人也肯定占多数。我和使馆的同事们想方设法争取美国舆论，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事件的真相，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中国人民的愤怒，积极配合国内，迫使美国政府真心实意地向中国人民道歉。

　　我知道，美国媒体不是那么好打交道的。也有同事好心地提醒我：“李大使，你上美国电视的谈话具体内容没有得到国内明确授权和答问口径，这行吗？要是出了差错怎么办？如何向国内交代？”但是为了做工作，我顾不了那么多，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短短的一周内，我分别接受了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电视台的访谈。

　　第一场采访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著名节目吉姆·莱勒的《新闻时间》。主持人莱勒一上来就问我：你相信“炸馆事件”是一次错误和意外吗？难道你不相信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迄今所作的解释吗？

　　我一听就感觉到，这是美国人的普遍想法，必须进行有理、有力的回击，就有意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说：“在进行彻底的调查之前，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次‘误炸’。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北约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你们一向自诩你们情报如何准确，难道你们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吗？美方必须认清这一事件的实质，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已经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普遍抗议。中国外长唐家璇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正式道歉、调查、公布结果并处罚责任人的 4 项要求。”

　　5月 8 日，我来到美国广播公司《本周》专题节目直播室，较量的对手是美国电视界最负盛名的“铁嘴”之一山姆·唐纳德。10 日，我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名牌主持人拉里·金在电视上“打擂台”。

　　5月 16 日，我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著名新闻评论家、金牌电视主持人拉瑟特的采访。那时，江泽民主席已应约与克林顿总统通话，围绕“炸馆事件”的较量已从美方正式道歉转到调查真相和惩处相关责任人。

　　“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美国总统至少已经向中国道歉 5 次。中国是否接受了美国的道歉？”听得出来，拉瑟特的发问有指责中国之意。

　　我必须抓住最有理的地方与对方进行辩论，便理直气壮地说：“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轰炸，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这是暴行，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的恐怖暴行，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美国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通电话时，承诺要进行彻底、全面的调查。现在，中国人民在等待着这样的调查。”

　　“那么，你们还没有接受美国总统的道歉？”拉瑟特紧追不舍地问。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义正词严地指出：“我所说的是，当务之急是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中国人民有权知道调查的结果，有权知道这场暴行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拉瑟特开始进攻，他说：“在美国，现在有许多对中国反应的议论。让我念几段《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中国对这次轰炸的反应就像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国家控制的媒体用不真实和不全面的报道煽动老百姓的怒火，政府为示威者提供汽车、布告和事先批准的口号。中国政府是否在煽动老百姓？”

　　这番话让我很生气。我这人有个毛病，越生气，嘴就越快。我连珠炮似的以最强烈、最直接的语言表达一个中国人的愤怒：“只有精神变态和扭曲的人才会说出这样颠倒黑白的话。自 5 月 7 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五以来，我一直在读这类东西。在那一天，中国人民受到伤害，中国的主权遭到侵犯。那一天，将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破坏国际法和侵犯人权的日子而被载入史册。”

　　我不能被动防守，必须进行反击。我接着说：“有些人说，是中国政府‘煽动’老百姓示威。你认为中国老百姓还要由政府来‘煽动’吗？是这一暴行本身引发了这场示威。中国人民被激怒了。这是理性和合法的行为。关于对轰炸的调查，我对这个国家的一些政客，包括国会山上一些人的做法感到非常吃惊。这是一个擅长调查的国家，有一个擅长调查的国会。但是这样一场暴行发生了，造成那么多死伤，他们在做什么？试问，他们为什么那么沉默、那么冷漠？”

　　拉瑟特又提出了“政治献金”、“中国间谍”等问题，我不让他牵着鼻子走，不掉进他设下的陷阱，始终把对话集中在谴责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主题上。

　　采访结束前，早有准备的拉瑟特拿出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念完有关段落后说：“让我转到另一个问题，在进入下一个千年的时候，中国是否允许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否会允许妇女不被强迫堕胎和绝育？”我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读过中国的《宪法》，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法律保证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利益，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赞同。至于人权问题，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对你们杀害中国无辜平民的人权记录感到震惊。这就是你们所要提倡的人权吗？”

　　在舌战美国媒体的同时，我注意利用我们自己的媒体发出声音，以正视听。5 月 17 日，我接受了驻美中国记者的联合采访，批驳了美国一些政府高官及西方媒体在“炸馆事件”上的奇谈怪论，全面介绍我们的立场和要求。

　　在这次危机中，我和美国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较量，我作为中国驻美大使被美国媒体描绘成“强硬派”，美国报纸形容当时的我经常脸上“极具哀容与愤怒”。也正是在这次事件后，我被媒体形容为“铁嘴钢牙”，一个咄咄逼人、不肯退让半步的斗士。其实，我真不是什么铁嘴钢牙，我的心和嘴都是肉长的，我嘴里说的只是普通好人的心里话。

　　在向美国群众阐述我们的立场时，我心平气和。在一次宴会上，一位美国女士见到我开口便问：“我们美国说过对不起了，怎么中国还没完没了？我们炸了你们使馆，你们的大学生也砸了我们使馆的玻璃。我们错了，你们也错了。”我说：“我们的学生是扔石头砸了玻璃，这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事情，而且毕竟你们使领馆人员是安全的，怎么能与你们军队的导弹袭击我们使馆造成重大伤亡相提并论？”那位美国女士说：“砸玻璃也不对嘛。”我回答：“你很有教养，阅历也丰富。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母亲，有没有孩子。你可以不回答……”

　　听到美国女士说有孩子后，我接着说：“那好。假如你的孩子在自己的使馆无端地被别国导弹炸死，我相信，作为母亲你不会将孩子被炸死与个别人砸坏几块玻璃当作一回事，你同意吗？”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斗”出来的赔偿

　　“炸馆事件”发生后，驻美使馆时刻与首都北京保持着密切联系，严格执行国内指示，及时与美方进行交涉，报回情况并提出建议，供国内决策参考。我和使馆的同事们化悲痛为力量，全力以赴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们的强大压力和坚决斗争下，美国政府纠正了危机初期的错误，逐步满足我方提出的基本要求。克林顿本人和美国政府高官多次表示道歉。5 月 12 日，我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他说，凭他对克林顿的人品、对华政策和美国政府决策机制的了解，美国总统绝不会故意下令轰炸中国使馆。克林顿致信江主席并公开表示道歉是真诚的。据他所知，克林顿上台 6 年多来就美国的过失行为向外国政府和人民道歉，这还是头一次。

　　一个星期后，美方向我方提出解决“炸馆事件”的“四步方案”：副国务卿皮克林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报告调查结果；一个月后奥尔布赖特访华；再一个月后伯杰访华；克林顿 9 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江主席举行会晤，全面恢复两国关系。

　　使馆身处一线，是国内决策的参谋。我们注意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尽可能对形势做出准确分析与判断。不少美国朋友告诉我们，“炸馆事件”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所犯的“超级错误”。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对我说，他和克林顿政府没有什么个人交情，但相信美国不会有意轰炸中国使馆，克林顿的道歉和调查承诺是诚恳的。

　　6月份，中方接待了美国政府特使皮克林访华，美方向中方表示道歉，并通报了其对事件的调查结果。后来，美方解聘了 1 名责任人，处分了其他 6 名责任人。我们与美方经过多轮谈判，于 2000 年初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方支付中方伤亡人员赔偿金 450 万美元、中国驻南使馆财产损失赔偿金 2 800 万美元。中国人是讲道理的，我们也赔偿了美驻华使领馆的财产损失。

　　几年后，我作为外长去东欧某国访问，在使馆碰到一位职员。他告诉我，当年美国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时，他在驻南使馆工作，那天晚上正在睡觉，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惊醒，从浓烟中跑了出来。他说，他也是捡了条命，事后想起来还后怕。我对美国人说过，中国政府一向重视维护中国公民的权利。美国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使馆的每个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每个人的精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美国人赔几个钱算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炸馆事件”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对外交官来说，永远是祖国和人民利益至上。当祖国母亲受到欺凌的时候，我们作为她的孩子无不怒火万丈，恨不得马上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但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要牢记，我们是外交官，必须服从大局，服从组织，要想大事，谋大局。中国的大局是什么？无疑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同志说过，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不是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这就意味着，我们外交官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作为祖国的儿女，我们要做的就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把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祖国发展的实际行动。我们国家只有发展了、强大了，才能在国际斗争中赢得更大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有人问我，在应对这次事件中我最不能忘怀的是什么？

　　我会说，是对主权、生命、尊严的捍卫。江泽民主席在与克林顿通话时坚定地说：“我们是一个有 12 亿人民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这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人权。”这句话掷地有声，震动了美国人。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美国媒体不得不收敛。

　　我会说，是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中国人民在“炸馆事件”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震撼了美国一些人，使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产生了敬畏之心。有祖国和人民做强大后盾，我们外交官在前方就更能挺起腰杆，有所作为。在关键时刻，外交官需要有勇有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祖国和人民争一分利，赢得尊严、赢得朋友。

　　我会说，公道自在人心。极少数美国政客与媒体罔顾事实，缺少良知，但大多数美国民众对中国是友好的，是讲道理、明是非的。数以千计的人来我驻美国使馆吊唁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近 5 000 位美国各界朋友和旅美侨胞、留学生发来慰问信，一天之内我接到上百个美国朋友打来的电话。

　　我还会说……

　　“炸馆事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账，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大度的，本着向前看的态度，继续发展与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勤劳、勇敢、智慧、团结的十几亿中国各族人民，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祖国建成一个强大国家，也能为逐步建立一个更民主、更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应有贡献。

　　延伸阅读：

　　十九年前的今天，我亲历中国大使馆被炸

　　5月7日（北京时间5月8日）是中国外交史上、也是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发射了五枚巡航导弹（有报道说是3枚--编者），击中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

　　文 | 吕岩松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ID：gqtzy2014），来源：环球时报《吕岩松：我亲历中国大使馆被炸》（驻南斯拉夫特派记者吕岩松）、微信公众号“北美留学生日报”（ID：collegedaily），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钢筋水泥的碎块从我眼前十几厘米的地方落下，整个使馆大楼内一片白光，我意识到，使馆大楼被击中了。

　　5月7日晚上（北京时间5月8日），北约再次摧毁了南斯拉夫供电系统，贝尔格莱德一片漆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只能通过无线电关注势态发展。大家坐在院子里，一边看北约飞机轰炸和南联盟防空炮火的还击，一边讨论形势。我跟大家说，《环球时报》非常关心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希望写一篇有关他们的文章。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建议说，最好是每人拍一张头像的照片，然后每人自己写一段话。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大家打算明天就开始动手写。我可以赶在下周一发回《环球时报》，做一个整版。可是（讲到这里，吕岩松泣不成声），现在这个计划永远不会实现了，因为已经有3人牺牲，20多人受伤。

　　说起来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晚上11时半，潘占林大使见天色已晚，而且天气又变得很凉，就劝大家早点休息，第二天好早点起来工作。于是大家返回了楼上宿舍。没想到大使的这句话救了我们十几个人的命，因为北约随后发射的几枚战斧式导弹正好落在我们刚刚坐过的地方，如果我们晚一步上楼的话，大家肯定就都没命了。另外，北约对南空袭以来，大家一直警惕性很高，一开始都住在地下室（使馆简陋，没有防空洞）。但空袭已经持续了40多天后，大家又开始回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当然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现在看来，如果大家昨晚还是住在地下室的话，也肯定全军覆没了，一枚导弹的落弹点正好是地下室，现在地下室已经被彻底地摧毁了。

　　大家听了大使的话，陆续回楼休息。我和夫人小赵刚刚上楼没有一分钟，就听到了一声巨响。当时屋里漆黑一片，我们还没来得及点蜡烛，小赵刚刚走进卫生间洗手，我正好站在卫生间的门外和她说话。我们还没对那声巨响有所反应，就看到我前面的屋顶轰然塌落，钢筋水泥的碎块从我眼前十几厘米的地方落下。紧接着，第二次爆炸声又响起，只见整个使馆大楼内一片白光，不是红光，而是爆炸近在眼前时发出的那只刺眼的白炽灯一样的白光。这时我意识到，使馆大楼被击中了。

　　我们来不及多想，出于一种本能，迅速走到窗前拿起照相机、摄影包和海事卫星电话朝门口冲。这时，住在同一楼道的三个人中有两个也出来了，大家手拉手，互相搀扶着迈过废墟。这时门都已经炸掉了，什么都看不清，滚滚浓烟散着涩涩的苦味，呛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也喘不过气来。当时没有水，也根本找不到毛巾捂嘴，只能用手捏着鼻子往楼下走。可楼梯已经炸毁了，有的楼梯栏杆已经没了，我们只能拉着从房顶掉下来的、被炮火烧得烫手的钢筋一步一步往下挪。

图源：南方日报

　　大家镇定之后开始清点人数，发现缺了4个人，一个是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一个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还有使馆武官任宝凯

　　来到院子后，我们先看了一下情况，发现整个使馆的院子正燃着熊熊大火。使馆地下室的车库里面有很多战备储备汽油，厨房里还有一些煤气罐，也在陆续地爆炸。这种情况下，大家根本没办法进去救人，但大家谁都不肯走，一定要等到把同志们救出来后一起走。但后来情况实在太糟了，大家只好在浓烟中摸着栅栏绕过弹坑，然后翻出院墙，用手机打电话叫救援人员。

　　这时候南斯拉夫方面的救援人员也赶到了，当时使馆跑出来的人还很少，不到10个人。大家非常焦急地问其他人的情况怎么样，好多人冲回院子来回喊。楼上还在继续着火，大约还有20人被困在里面没有出来，大家为此非常紧张。这时从2楼传出呼救声，有四五个人在呼救。浓烟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些人拿着床单和窗帘绳往下爬，有个同志下到一半的时候床单断了，他从二楼的高处跌下来，造成骨盆破裂，伤势十分严重。有些人在下楼的时候被划伤或烫伤。

　　这时，我们又发现5楼还有一些人根本没办法下来。轰炸之后，他们没有忙着自救，而是冲进办公室，抢救国家财产。由于没法带着这些东西下楼，他们宁可呆在楼上等着救援人员来接他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云梯把他们救了下来。从五楼一共救下了三个人。

　　这时，院子里的伤员已经很多了，使馆一秘曹荣飞和另一名外交官郑海峰满面鲜血。其中曹已神志不清，我一见他的面就问：老曹，邵云环在哪儿？邵云环是老曹的爱人，也是新华社记者，我们当天下午刚刚一起从另一个被炸城市尼什回来。老曹听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边哭边说：“我的鞋子呢？我没有穿鞋，我没有穿鞋。”情景惨不忍睹。很快救护车把他们都拉到医院去了。另外，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受了重伤，一只胳膊折了，头部也受了伤。虽然伤势很严重，却依然守在现场问其他人怎么样了，直到大家把他抬到救护车上。还有几个同志没有穿鞋，据他们回忆，当时刚刚躺到床上，就听到一声巨响，只看窗户向床上飞来，他们本能地滚向床的另一侧，而这时，门和柜子又在导弹的冲击波之下从四面压过来，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死里逃生的。还有几个受轻伤的，文化参赞刘鑫泉也受了伤。

　　大家镇定之后开始清点人数，发现缺了4个人，一个是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一个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还有使馆武官任宝凯。大家非常焦急地向救援人员指这几个人的住处，希望能尽快去救他们。但使馆内部的煤气罐和汽油还在不停地爆炸。北约的第二轮轰炸又开始了。距使馆不到1000米、位于多瑙河畔的南斯拉夫大旅馆被数枚导弹击中而彻底毁掉了，另外市区内的总参谋部和内务部也再次被炸。还有其他几个目标也被炸。这时我们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颤抖，四处都在爆炸，大家不知道该逃向哪儿。所以有很多人只好原地卧倒。不过，使馆同志还是比较镇定的，大家始终在一起没有分散。大使也一直在使馆院子旁边指挥救援。

　　爆炸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对不起自己的夫人。我们是记者，我们牺牲是职业的需要，但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夫人也拉进来

被炸中身亡的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左一）、《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其夫人朱颖（中和右一）

　　新华社记者邵云环是第一批被救出来的，她住的房间正好是北约导弹击中的地方。据救援人员讲，她的床已经被炸飞了，门没了，墙也没了。救援人员在二楼找到了邵云环的尸体，把她绑在担架上，从二楼慢慢运了下来。她的双脚光着，头发散落在脸上，一只胳膊显然是断了，在空中荡来荡去。她应该是在被炸后的第一时间内死亡的人。我一直等着在第一时间内拍她的照片，但当我看到她的尸体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禁不住放声痛哭。

　　由于北约总是在一次轰炸之后紧接着再次轰炸同一目标。为了安全起见，救援人员都撤出了使馆大楼。许多使馆同志心里非常焦急，不少人在没有任何仪器和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要自己冲到楼里救自己的同事。其中一个在使馆工作多年的雇员叫布什科，身背一个氧气罐，爬到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的屋子里沿着墙壁摸了一圈，但没摸到人。当时楼里还燃着大火，爆炸声不断。我想小许如果地下有知也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有这么好的南斯拉夫人为了救他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

　　由于北约轰炸太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一些不必要的人员都临时撤到了附近的一个饭店，其他人员包括大使、参赞李银堂以及蒋晓军等同志一直坚守着，死也不愿走。他们说，我们还有3个同志不知下落，我们死也不能走，死也要死在一起。

　　几个小时后，北约的轰炸渐渐向郊外转移了。南斯拉夫的救援人员又来了。凌晨3点多钟，终于找到了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的尸体。小许是我在南斯拉夫最好的同伴，我们两个一直是在北约轰炸后第一时间内同时到达轰炸现场的人。他比我还小一岁，为人特别厚道。他是家里的独生子。他年老的父母至今生活在江苏农村，靠他姐姐照顾，有时还要靠他接济，家里生活很困难。能看得出来，小许死得很痛苦，手还是那种剧烈挣扎的样子，衣服也都破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小许的夫人朱颖也被找到了，这是个1971年才出生的女孩，特别活泼可爱，我们都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她死得更惨，从二楼炸到了地下室。爆炸前15分钟我们还和朱颖在一起谈笑，她一直说无论仗打到什么程度，只要记者站需要她，她一定不会离开的，她会一直陪着许杏虎。而且还说，他们打算这次回国休假时生一个孩子。她的确帮了小许很多忙，发电子邮件，开车，上街洗照片。我的夫人也一样，北约轰炸以来，许多使馆人员的夫人都撤离了，但她们怎么都不走。

图源：铁血社区

　　昨天爆炸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对不起自己的夫人，小许也对不起他的夫人。我们是记者，牺牲是职业的需要。但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夫人也拉进来。我想我们是太自私了，只顾自己的事业。其实我们都知道留下来的危险有多大，战争就是战争。（本报曾几次希望采访吕岩松的夫人赵燕萍，但都被小吕拒绝了，他说，“有的同志已经牺牲了，而我们还好好地活着，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要说就多说说那些死去的人吧。”）

　　武官任宝凯是最后一个被找到的。大家在医院里和楼里各处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大家不甘心又把南斯拉夫的救援人员找了来，反复说了半天，援救人员才同意再进楼里寻找。上午8时15分，任武官终于被找到了，他穿着短衣短裤躺在自己的床上。这时距使馆遭轰炸已经9个小时了。任武官被抬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但头部好像受了伤，脸上满是泥土、鲜血和被呛时呕吐出来的白沫。当时，他已完全失去了知觉，只有一些呼吸。但医生表示，有希望把他救活。

　　当使馆还在坍塌、煤气还泄漏、情况还很危险的时候，张宏天、胡铁、李宪增、朱瞻宇、朱树海等使馆工作人员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进到使馆里面抢救国家财产。陈波、吴旭欣两位女外交官则非常尽职尽责，以女性特有的细心默默收拾着破碎的家园。

　　北约的这次轰炸是有目的、故意的。他们蓄意用五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从不同的角度轰炸中国大使馆，想把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置于死地

　　目前，几个受轻伤的已经脱离了危险，邵云环的丈夫曹荣飞伤势很重，但已没有生命危险。他现在双眼看不见，但神志已经清醒。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邵云环在哪儿？大家都不敢告诉他真相，只是说邵云环受了点轻伤。但他已经开始怀疑了，“为什么她受了一点轻伤就不来看我？”现在大家已经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对他说了。

　　办公室主任刘锦荣的伤势也比较重，他以前在伊拉克时有过战争经验，战争爆发以来，他一直安慰大家，给大家无微不致的照顾。昨天我和小许、邵云环去尼什采访，他怕我们路上没汽油，特地拿了一桶油放在我的车上。要知道，战争时期的汽油是多么的珍贵啊。回来后他还埋怨我们没有再多带一些油。他还特别关心我们的工作，一再叮嘱我们注意安全，就像一个厚道的老大哥一样。他是上海人，在东北插过队。现在他还在医院治疗，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北约的这次轰炸完全不是误击。而是有目的、故意的。他们蓄意用五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从不同的角度轰炸中国大使馆，想彻底摧毁这座大楼，把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置于死地。他们的情报很准确，知道大使官邸在什么地方。有一枚导弹是投向大使官邸的。他们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很明显。首先，使馆的位置非常空旷，旁边没有任何军事目标。如果说是误击的话，五枚导弹从不同方向击来，其中两枚是从使馆的两个角切入的，还有一枚是直接从五楼打进地下室的，也许他们知道使馆的人平时总在地下室里躲藏。还有一枚是打向大使官邸的，现在官邸已被炸毁，好在大使幸免于难。还有一枚是从邵云环家那边打过来的。弹坑直径达10米，有2米多深。

　　我们想跟国内的同胞说，北约完全不是误击，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们，要记住我们同胞的血和泪，他们是有意在屠杀我们，摧残我们。昨天南斯拉夫外长约万诺维奇和塞尔维亚政府总理马里亚诺维奇以及其他南斯拉夫的高级官员，在中国使馆被炸后都迅速赶到了现场，对中国使馆被炸表示同情和慰问并谴责北约的暴行。外长约万诺维奇说：今晚，北约对另一个国家开战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当正确理解他的这句话，也许他有他的想法和角度，但我觉得他这句话是正确的，因为从国际法上讲，一个国家驻外使馆的楼盘院落都是该国领土。北约此次轰炸的，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胞。

炸毁前的大使馆

　　当地的华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捐钱捐物，他们是有骨气的中国人

　　9日下午，上百名华人举着巨幅的中国国旗和“血债要用血来还”等标语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示威游行。他们的许多标语写得很有水平。我觉得国内一些人对在外经商的华人的一些偏见应该通过这一事件有所纠正。他们的良知与爱国热情令人感动。数千名南斯拉夫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为他们鼓掌、助威，许多路过的汽车纷纷鸣笛以示声援。

　　一个叫付明的北京世界贸易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在使馆帮忙，做一切他能做的事。他还买了一大包衣服给大家换洗。我想说，他只是众多华人中的代表，我们大家平时也许对华人有偏见，但我想这次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们的钱来得很不容易，但今天他们不少人掏出大把的美元、马克给我们。虽然我们不会收，但他们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同胞之情令我们感动。

　　被炸当晚在中国使馆的30名外交人员和记者目前共有三人牺牲，20多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伤者目前正在贝尔格莱德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中国已派一架专机前往南斯拉夫进行救援。

　　5月9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国旗依旧在废墟上飘扬，在蓝天下，在烈火与浓烟的衬托下，五星红旗显得十分的悲壮，十分的醒目。

　　（本文根据吕岩松电话录音整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痛定思痛知耻后勇，前人的牺牲换来了青年的觉醒，唤醒了少年们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唤醒了全中国人骨子中的血性和拼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