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父亲为什么不能顶起育儿“半边天”？

导读

本文试图探讨随着女性越来越“走出家门”的同时，男性是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家庭事务，撑起育儿的“半边天”？在梳理当前中国父职参与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和阻碍所在。

图源 网络

★ 本文作者：

戴斯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父职参与的现状

近些年来，从“爸爸去哪儿”“丧偶式育儿”，甚至“诈尸式育儿”的讨论中，从自媒体平台上“奶爸”形象的走红等，可以看出，“参与型”父职已然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性的期待。所谓父职(fatherhood)，是指社会建构的父亲实践，包括男性如何做父亲，父亲的权利、义务和需求，父亲身份如何成为男性自我认同、人际关系、资源分配和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是男性个体、家庭等首属群体、职场与社区、社会政策和文化价值观念四个同心圆组成的社会生态结构的共同建构[1]。不同历史条件下，父职具有不同的实践模式。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女性越来越“走出家门”的同时，男性是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家庭事务，撑起育儿的“半边天”呢？

在当代中国，父亲参与育儿较为普遍，尤其在密集育儿和科学育儿观念下，人们愈加重视父亲积极地向子女提供充足的照料、指导和陪伴。但是，家庭内儿童照顾的性别分工依然没有改变。

在我国，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女性投入育儿时间远远超过男性。《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2018年女性平均每天照料与陪伴孩子的时间约为53分钟，而男性仅约为17分钟。且25-34岁女性投入时间更长，为1小时16分钟，而这一年龄段的男性仅约为29分钟[2]。

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针对日常照料和学习辅导这两大类育儿活动，75.9%的女性承担了大部分或全部的子女的日常照料责任，52.4%的女性承担了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学习辅导[3]。可以看出，在子女的日常照料方面，性别分工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在学习辅导方面，父亲的参与度已经几乎与母亲持平。

一份针对已育男性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实际参与过程中，“陪孩子玩耍”（81.5%）超越“提供一定的经济条件”（76.4%），成为当下父亲参与儿童养育工作最主要的实践行为。（注：此处数据需要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其他研究在考虑城乡、职业和学历等因素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更少认同重视情感的关爱父职，而更多认同赚钱养家这一工具性父职[4]。）然而，分别只有10.23%、13.7%和36.6%的父亲会参与到“孩子夜哭时让老婆休息自己哄孩子”“换洗衣服、尿布”和“冲泡奶粉&轮流育儿”。甚至还有32.6%的父亲偶尔或从未给孩子泡过奶粉，44.2%的父亲偶尔或从未给孩子换尿不湿[5]。

当前中国的父职参与以“陪玩陪学”为主，对育儿工作中更为消耗精力、更为常规性的、繁琐的部分，如在对孩子的日常照顾上，中国父亲的缺席程度仍然很高。

育儿帮手与男性化照料

西方学界关于“新父亲”（newfather）、“参与型父职”（involved fatherhood）等的研究也表明，“新父亲”参与儿童照料虽然比传统父亲多，但是他们仍是作为育儿帮手、儿童玩伴的形象出现的。即便是父亲假政策最成熟、性别平等度最高的北欧国家，母亲仍旧是主要的照料者。

对挪威父亲假的研究表明，弹性休假模式在育儿方面给与父亲更多的选择权，但他们往往实践的是“不彻底的父职”（halfway fatherhood）。父亲通常在母亲兼职期间休假，避免建立日常照料程序。同时，父亲在假期中也更经常会受到来自工作的召唤，不能全力参与育儿照料。因此，父亲休假不但没有提高男性育儿的能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妈妈作为主要照料者的角色。北欧男性增加的育儿活动并未带来亲职的剧烈变革，更像是养成了一些好习惯，向性别平等的亲职迈出了一小步[6]。

同时，作为一种“疏远策略”(distancingstrategy)，父亲的照料表现出职业化取向,并且强调男性化照料（masculine care），区别于母亲的家庭化取向和女性化照料（femininecare），以使其远离“评价不高”的“女性特质”。有趣的是，即使父亲和母亲进行同样的照料活动，父亲们也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照料是独特的、男性化的[7]。

与母亲的育儿总是与情感、孩子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不同，父亲对在子女的照料，更多受工作因素的影响。比如，父亲选择居家照料儿童，其原因总是与工作有关，如失业、收入没有妻子高、暂时中断工作等，而极少会强调出于情感因素。

另一方面，男性化照料方式被不断强调甚至“拔高”。如父亲通过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体育运动等，既陪玩履行了父职，同时其自身“不同但优于女性”的男性气质也得到强化。在媒体的报道、舆论的传播中，男性化照料方式甚至被认为比“温柔细致”的“女性化照料方式”更好。从近些年关于所谓的“男孩危机”的讨论，最后总会被“归因于”父亲参与不足、学校老师多为女老师可见一斑。在这样的观念下，似乎父亲的育儿劳动价值更大，而母亲的对孩子的日常照料则被视为理所当然。由此，即便是在“女性主导”的领域，男性身份的优越性仍旧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男性的传统性别优势。“新父亲”所能带来的儿童照料与性别平等领域的真正变革仍面临着诸多困难。

男性深入参与育儿的阻碍因素

对于育儿的不同性别角色期待，仍深深地留在社会中。社会制度变革的滞后，也使得男性缺乏足够的激励更多地参与到儿童的养育和照料中。

（1）男性气质与父亲身份认同

传统性别意识形态认为男性之于家庭的主要职责是一位养家者而非儿童照顾的主要责任者。父亲的身份认同也主要来自于经济供养，而非日常生活中细致入微的照料。男性因承担家庭照料责任而无法完全履行其经济支柱的职责时，会受到严厉的“诋毁”。这样一来，男性一方面得以在工作领域保持其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被免除了育儿照料的责任。

同时，当父亲投身儿童照顾时，往往会面临与男性气质认同的矛盾，而父亲面对这样的冲突时是否能够取得心理平衡将影响其后续的育儿行为[8]。

当前，所谓的“男性不适合/不擅长从事照顾工作”等，仍然是社会所认同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主动承担儿童照顾工作的男性反而会被视为“像个女人一样”。这样的传统性别意识形态在现如今依然大行其道，也是为何当前父亲的育儿参与多表现为“陪玩陪学”，而主要的照料性的工作，如换衣服、换尿布、给孩子喂饭、洗澡等，父亲的参与度仍然不高的原因之一。

（2）“母亲的守门人效应”和隔代育儿的“挤出效应”

长期以来，母亲被视为儿童的最佳照顾者，被期待能将孩子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在这种观念的规训和社会化下，母职被视为一种天性，母亲的自尊和满足感来自于儿童照顾的过程中。在双职工家庭中，相对于父亲，母亲更常会因为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育儿而对子女心存愧疚，也更可能通过牺牲闲暇、睡眠等方面的时间来增加对子女的陪伴时间。

一些调查发现，母亲虽然很希望父亲能帮助分担育儿责任，但是出于对父亲育儿质量的担忧，她们宁愿亲力亲为，甚至会扮演“守门人”的角色以“阻挠”父亲参与育儿[9]（maternal gatekeeping）。加之社会建构出来的女性作为育儿专家的地位，在育儿的过程中，女性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来自于持续的情感劳动和认知劳动的隐性精神压力。

其次，普遍的“隔代照料”模式也大大压缩了父亲参与育儿的空间。母亲与祖辈间的育儿协作使父亲们在较大程度上主动或被动地被排斥于婴幼儿日常照料之外。家庭需要承担育儿责任的往往首先是母亲，其次是祖父母，最后才是父亲。有些祖辈甚至会反对成年儿子参与日常育儿劳动，传统父职得以再生产。男性学习育儿技巧的机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于是育儿时间的不足、育儿能力的低下又连带影响后续其投入儿童照顾的热情和动力[10]。事实上，所谓的男性育儿能力低下，主要原因是其学习育儿知识、投入育儿的机会、时间和精力较少，而非“男性天生不擅长照料性活动”/“男性不如女性细心”，大量的研究早已证明了，只要有平等的学习机会和同样的投入程度，男女所具有的育儿潜能是一样的。

（3）社会生产对于人口再生产的优越性

从根源上来说，育儿分工的不平等来自于人口再生产相对于社会生产的屈从性位置。截止目前，家庭内社会再生产的个体家庭私人化、女性化和无酬化几乎没有受到真正的触动。与此同时，当前“三化”后的社会再生产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程度[11]。从理论上来看，马克思女权主义者阐明的社会再生产主要以无酬劳动的方式指派给女性的社会分工与性别分工不变，母职以无酬照顾为主、父职以赚钱养家为主的基本模式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社会生产价值高于人口再生产也强化了理想雇员效应。这样的工作文化要求“理想雇员”毫无家庭负担，父亲角色被忽视和排斥，强化了育儿的性别分工。更别论当前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狼性职场”，不仅排斥女性，也使得男性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

中国持续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影响着父职的实践。父亲外出务工、经商在客观上造成了儿童与父亲分居两地，影响着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和模式。

总结与反思

缺席于日常照顾仍然是当前父职的主要形态。为了真正实现男女两性在家庭育儿分工的平等、儿童健全成长、家庭的和谐与人口安全，我们需要进一步促进父亲参与育儿照料，并为此提供支持，助力父亲撑起育儿的“半边天”。

从前文的分析可见，除了在政策层面完善“父职假”/有“父亲配额”的育儿假，构建一个由国家、市场和家庭共同提供的混合照料体系外，男性必须成为赚钱养家者的“父职迷思”需要打破，传统男性气质形象需要转变，“密集母职迷思”也需要打破，才可能为承认和支持父亲充分参与子女日常生活提供足够空间。

（参考文献略）

【编辑：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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